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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实用: 民国时期的中小学书法教育
  书法在古代主要承担实用的书写功能,书法审美的需求则是次要的。到了社会、文化转型的民国,随着西方美术观念和分科意识的确立,艺术与实用的区分逐渐成为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集中体现在对中小学书法教育的认识上。围绕着中小学书法教育,民国书法家、学者和学校教育工作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书法观念。前者从书法艺术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小学书法教育应该肩负起复兴民国书法的责任;后者则认为书法分为艺术的和实用的两种,实用至上是学校书法教育的任务,而艺术的书法教育则无须注意。
  民国的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实质上都是仿制美国的教育体制。在新的教育体制中,书法并不具备独立学科的地位,书法在中小学的课程安排中放到了国文课或国语课中,称为“习字”。因此基本照搬美国学制的民国教育学制,自然就没有与其他学科并列的书法科。中小学教育中虽然设有习字课,却是学生一门可有可无的课程,陈公哲在1944年发表的《小学书学教育之基础》说“故在今日学子中,欲求书法妍美整洁有所谓馆阁体者,亦不可得,而小学教育虽有习字课程,但乏专人指导,具文而已”,尤其是毛笔字的地位更是岌岌可危。
  对於学生和老师来说,书写便捷实用是第一位的,1935年鲁迅在《论毛笔之类》中对此问题曾有论述。钢笔、铅笔成了学校实用的书写工具,毛笔因此成现代教育的一种牺牲品,依附於毛笔的书法教育自然衰落。谈月色在《近三百年书法变迁谈》就钢笔、铅笔对书法的冲击作了批评。再一个问题是中小学书法教育和社会书写实用的脱节。钢笔、铅笔的使用范围基本局限在学校,社会生活的书写还是毛笔的天下,民国时期的公文、书信等完全可以证明这种现象。因此,人们在感叹书法衰落的同时,对学校书法教育的批评日渐增多。
  民国书法衰颓论是民国时期广大学者的一个普遍共识,他们认为学校书法教育担负着传承与复兴书法的历史责任,所以民国时期的中小学书法教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还是书法界人士所重点关注的社会问题。人们普遍认为中小学书法教育对书法不够重视,因而导致了民国书法的衰颓。宗白华在1943年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尝以为今日书学之衰微,学校教育,未能重视,实为主因。”面对民国日渐衰落的书法,书法家们无不表示出担忧,他们把复兴书法的希望放在了学校教育的改革上。在他们看来,中小学书法教育是解决书法衰落的关键所在,“夫人生不论学习任何艺事,其根柢皆在童稚之年,当此时期,一入歧途,其后纵百般纠正,盖亦难矣。”李心庄在《书学与人生》中说:“晚近以来,国人深知中国书之重要矣,而对於写中国字,则视为无足轻重。潦草凌乱,舛误歪斜,触目皆是。小学如此,中学大学亦莫不然。考其实,皆由小学坏起。” 中小学书法教育是书法发展的源头,小学书法教育出现问题等於书法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书法的兴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可能涉及多种因素,无论是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制度,抑或是一个时代的书学风气都有可能成为影响书法兴衰的重要因素。一般认为科举制度是促使书法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推动力,所以科举废除后,面对制度之变后的民国书法,民国时期的书法家对科举时代的书法,尤其以唐代为代表的书法,充满了无限的怀念与不舍,而对新制度下的书法教育则是不满加批判。
  中小学书法教育的实用主义观念并不否认书法的艺术观念,而是有意识地与其区别开来,强调书法教育的社会实用功能。中小学学校教育的课程内容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学生毕业之后满足社会工作的职业书写需求,从而制定出符合社会实用的评价标准。
  民国时期从1912年到1948年间的小学国语科课程标准虽然在具体要求上有些许的调整,但是基本内容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动,正确是从文字的正误角度对小学生初步识字、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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